犹太复国主义 Zionism
犹太复国主义
Aodex政治词条
锡安主义（希伯来语：ציונות/Tsiyonut，阿拉伯语：الصهيونية/al-Sahyūnī，英语：Zionism），也称“犹太圣会主义”，中国大陆官方习惯（择其用意）译为“犹太复国主义”，是犹太人发起的一种民族主义政治运动和犹太文化模式。
旨在支持或认同于以色列地带重建“犹太家园”的行为，也是建基于犹太人在宗教思想与传统上对以色列土地之联系的一种意识形态。
中文名
锡安主义
外文名
Zionism
希伯来语
ציונות/Tsiyonut
又 称
犹太圣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
历史原起因
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要求回到古代故乡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的政治主张与运动。又称犹太复国运动。这种运动追求的是自身民族的自由，然而却忽视了其他民族的合法权益。
上古时代，巴勒斯坦曾存在着以色列国和犹太国两个
犹太人国家，分别于公元前8世纪和前6世纪被亚述和巴比伦所灭。公元135年犹太人起义失败后，犹太人即被逐出耶路撒冷以至整个巴勒斯坦，流落到世界各地。 [1]
具体划分
自以色列立国开始，锡安主义这名词变得常用于指对以色列国的支持。但是，其间也存在一系列不同，而且互相竞争的支持以色列的意识形态切合了锡安主义的广义范畴，例如宗教锡安主义、修正锡安主义和劳工锡安主义。于是，锡安主义有时也会用作指定形容这些意识形态的活动，例如鼓励犹太人移居以色列的活动。
虽然旧约的历史远超过现代锡安主义运动，锡安主义这名词亦会用作形容有千年历史的旧约与犹太人和以色列国的关系。在一些情况下，锡安主义者会比用作泛指所有犹太人，以作为对反犹太主义的一种美化和掩饰，1968年的波兰反犹运动就是一例。本条目是用以对锡安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目标作出描述，而非对以色列历史或以巴冲突的析述。如想了解种种反对锡安主义的运动，可参见“反犹主义”。
回归故里的诉求
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要求回到古代故乡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的政治主张与运动。又称犹太复国运动。
19世纪80～90年代在俄国、法国、德国出现反犹太主义浪潮后，形成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潮和运动。
贝尔福宣言
犹太复国主义首先被英国所利用。
犹太复国主义
1917年11月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代表政府发表《贝尔福宣言》，声称“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之家，并为达到此目的而竭尽努力”。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犹太复国主义者不顾阿拉伯人的强烈反对，采用政治、外交、财政以及军事手段，强行组织犹太人向阿拉伯人聚居的巴勒斯坦西部地区移民。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通过决议，决定在巴勒斯坦分别建立阿拉伯国家和犹太国家，并使耶路撒冷国际化。
1948年5月14日，犹太复国主义者宣布建立以色列国。
建立
犹太人返回祖辈所居住的地方的愿望已成为全球犹太人的中心主题，自从古代的犹太人起义失败，以及在公元70年罗马帝国对耶路撒冷的毁灭，公元135年，犹太人被逐出巴勒斯坦地区，然后犹太人就散居到了帝国的其他地方，虽然在HellenisticAge许多犹太人自愿决定离开巴勒斯坦而移居到地中海盆地的其他地方（这些移居所造就的著名的人士中包括亚历山大的斐洛）。
如同MosesHess在他1862年的著作《罗马与耶路撒冷：最后的民族问题》所论，有些犹太思想家认为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是一个民族问题。
发动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的一个关键事件是1894年发生在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犹太人被这起在他们认为是自由与启蒙的发源地的国家发生的反犹太主义事件深深地震动了。这个事件的一个见证者是犹太裔奥地利人西奥多·赫茨尔。在1896年他出版的一个叫做《犹太国》的小册子中，他将这个事件描述成一个转折点——在德雷福斯事件以前，赫茨尔曾经是一个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事件以后他变成了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热烈追随者。然而，历史学家们一直没有重视赫茨尔的自述，转而指出推动现代犹太复国主义普及的主要因素是煽动政治家卡尔·鲁埃格所持有的反犹太人主义观点的流行化。
1897年，赫茨尔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了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这次大会成立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WZO），并推选赫茨尔为这个组织的第一任主席。
"锡安主义"这个字根源于"锡安"(Hebrew:ציון,Tziyyon），是圣经中所提到耶路撒冷的别名。这是奥地利犹太出版商NathanBirnbaum在他1890年的刊物《自我解放》中对犹太民族主义所创的词。
主张
虽然犹太复国主义是以犹太教为根据将犹太人与以色列地区联系在一起的，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本来是非宗教性质的，开始是作为对19世纪末叶在欧洲猖狂的反犹太主义的一个回击。它是犹太人对在东欧——主要是俄国——发生对犹太人大屠杀的一个反击。
以色列
1947年英国宣布了他们从巴勒斯坦撤出的愿望，然后在同年的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投票通过了一项将巴勒斯坦分割成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国的议案（耶路撒冷成为国际领土）。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马上爆发了内战。
1948年5月14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领导人宣布独立，从而建立了以色列国。这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历史中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运动的主要目标已经达成了。许多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采用了新方针，而那三个军事组织也组合而成了以色列国防军。
在独立战争时期，大多数阿拉伯人口或是逃离了巴勒斯坦，或是被驱逐出境，所以犹太人在1948年停火线中的地区人口中占多数。直到1967年以前，这停火线变成了以色列实际上的边境。
1950年以色列国会通过了回归法令，给所有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的权利。这法令，和从欧洲来的犹太难民潮与之后的被阿拉伯国家驱逐出境的犹太人潮一起，导致以色列的人口变为犹太人占了绝大多数，而且这个变化看起来是永久的。
1968年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采用了以下的准则：
犹太人的团结与以色列在犹太生活中的中心地位，
犹太人从所有国家移民到祖先的土地——以色列地区，
在“预言的正义与和平”之下的以色列国的富强，
通过犹太、希伯莱与犹太复国主义教育和强化犹太的文化价值观与精神价值观而保存犹太人的身份，和
在所有地区对犹太人权的保护。
巴勒斯坦
1918年奥斯曼帝国瓦解，巴勒斯坦不再受制，犹太复国运动进入崭新的局面。首先扩大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屯垦区，开始国家公共基础建设和筹募建设基金，并且劝阻—或说迫使—英国当局不可采取任何将导致巴勒斯坦地区成为阿拉伯人占多数的动作。
1920年代犹太人口稳定成长，犹太建制亦具国家雏形，但同时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对犹太人移入的抵制升高。
国际间犹太人对锡安主义仍存在意见分歧。许多在欧洲和美国的犹太人认为并不需要有一个“犹太故土”，因为即使不支持锡安主义，犹太人一样能以平等公民身分居住于西方民主国家。
基督教基础
美国一直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二战以来，美国各种教会和犹太会堂成员的比例一直保持在美国成年人总数的65%以上，84%的美国人宣称信奉某种形式的基督教。
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基督教主流派在欧、美出现全面衰退趋势时，福音派却在美国强势崛起，并发展成为一股极富攻击性且极具影响力的政治力量。只有从美国这种基督教国家的社会文化特性出发，将基督教锡安主义纳入解释的范畴，对美、以特殊关系问题的解释才能更有说服力。
作为一种跨越自由和保守阵线的、在美国基督教中广泛存在的愿景，基督教锡安主义形成了美国长期亲以色列的社会文化基础。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民众对以色列的支持持续强烈，他们一直把以色列当作最喜欢的国家之一，而很少受美、以双边关系起伏的影响。
半个世纪以来，一个被反复提出的问题是：对于中东局势，你更同情（喜欢）以色列还是阿拉伯国家？结果显示，同情以色列的始终占压倒多数。
1967年“六五战争”后，美国公众舆论更向以色列一边倒，民意测验相继出现了41%∶1%(1967年7月）、50%∶5%(1969年2月）、44%∶3%(1970年5月）、50%∶7%(1973年12月）的悬殊比例。只有在臭名昭著的沙巴拉大屠杀发生后，才短暂地出现了32%∶28%(1982年9月22—23日）这样一个比较接近的比例，但很快又回升为49%∶12%(1983年1月）。
美国犹太社团
美国的这种公共舆论倾向是美国政府对以色列政策中存在着明显的超越现实利益算计的重要原因。何况，信仰本身对美、以关系中的美国国家利益的界定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越保守的基督徒，越倾向于将以色列描绘成美国的“战略资产”，越倾向于将美国支持以色列的行动解释成合乎美国国家利益。在持狂热亲以立场的美国基督教福音派那里，“战略考虑只是次要的动因”。
从美国国内因素来看，美国犹太社团在美、以特殊关系的形成和维持中确实起了关键作用。犹太社团乃美国最活跃的锡安主义力量，但其作用却极易被夸大。事实是，绝大多数美国犹太人在政治上属于自由派、民主党阵营（通常占80%甚至更多），而保守派、共和党更亲以色列；国会持续亲以色列，但大部分亲以提案是由犹太裔议员很少的共和党提出来的。
从地域来看，美国犹太人主要集中在以纽约为中心的美国东北部以及西部的加州，但南部乡村的“《圣经》地带”更亲以色列。在诸多支持以色列的游说团体中，“美以关系委员会”只是规模很小的一个组织。小布什当选总统也并未依赖犹太人。美国犹太社团为以色列而积极活动被指责为“双重忠诚”。“反诽谤联盟”（ADL)2002年进行的反犹主义调查显示：有51%的人认为小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过于偏向以色列；相当多的人认为美国犹太人对美国中东政策的影响太大；从1964年到2002年，一直有30%—35%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犹太人更忠诚于以色列。而美国主流社会竟怡然自得地接受这些心怀贰心的“同伴”，对他们并不过于反感，从而使美国的反犹主义一直处于很低的程度并呈现减弱的趋势。
一位美国分析家就此得出结论：“锡安主义主要是一种右翼的、非犹太的现象。从数量上来看，共和党人、保守派、给布什投票的选民、新教徒、南方人、白人构成了美国锡安主义的主体，而不是犹太人。”这只是就20世纪末以来的情况而言的。
美国行政当局
基督教锡安主义是经常影响美国行政当局尤其是白宫的政策偏好的重要因素。如果说杜鲁门总统闪电般承认以色列建国，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出于个人情感并需顶住国务院强大压力的行为，那么，在30年后，支持和保卫以色列，已经成了有强大而广泛的社会支持的美国的“使命”和“责任”。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如果制定不利于以色列的政策，就必然遭遇强大的阻力和批评。
最亲以色列的美国总统莫过于里根和小布什，他们都有强大的基督教福音派的支持，又跟有强烈的锡安主义情结并以美国犹太右翼政治菁英为主的新保守派结盟。这是一种锡安主义者的“神圣同盟”！“在小布什所属的教派中，《圣经》中神将巴勒斯坦应许给以色列民众的教义至关重要。历史尽头的宏伟战斗将在当代的以色列之地上演，而且它需要犹太人参与。因此，以色列国就成了圣卷历史的关键见证和基督徒获得拯救的至关重要的前提。”正是这种“神圣同盟”，成了小布什—沙龙特殊亲密关系的重要基础，也成了美国出兵伊拉克倒萨继而“改造”整个中东的重要政治动力。
跟行政当局受一些偶然因素（如总统个人的信仰）影响而产生波动不同，更能代表美国民意的国会则持续向以色列一边倒。1970年，当美国国会讨论是否向以色列提供安全保障时，美国的《新共和》周刊吁请美国政府给予以色列正式的、无条件的的支持。这种立场也得到了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喉舌《今日基督教》的支持。它主张一个外部大国介入，以确保以色列的生存，而“以色列只有从美国才能寻求充分的支持和保护”。
在20世纪80—90年代，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在大力压缩美国对外财政援助的同时，却批准对以色列的大量援助。该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JesseHelms）就是“千禧年前论”（Pre-Millenarianism）者，受到众多福音派教友的嘱托和支持。神学化的思想对于美国国会的共和党领袖总有重要影响，如汤姆"迪莱（TomDelay）依据《圣经》称呼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为犹地亚和撒马利亚，而其前任理查德"阿米（RichardArmey）则曾经公开提出从这些土地上驱逐所有巴勒斯坦居民的理念。
锡安主义组织
除了影响民意和政府政策外，美国基督教锡安主义组织和个人的直接活动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前面提到的以尼布尔等人为领导的“基督徒巴勒斯坦理事会”和“美国基督徒巴勒斯坦委员会”，就有效地动员了美国社会舆论关切犹太民族的命运，它们支持锡安主义，并抑制了亲阿拉伯势力在美国活动的效果。
如果说，以色列建国前后的美国基督教锡安主义组织的建立和活动的开展离不开犹太社团的支持和推动，那么，20世纪末各种新组织的建立主要是出于美国基督教福音派的主动和热情。这些组织通过大量捐款、组织圣地朝圣游、支持锡安主义活动、频繁地公开发表支持以色列的言论、向政府施加压力等多种方式支持以色列。
20世纪70—90年代，还有上千名福音派基督徒移居以色列。1980年，以色列议会通过了《耶路撒冷法》，宣布整个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统一的、不可分割的首都。当时几乎所有驻耶城的外国使、领馆都迁移到了特拉维夫，以抗议以色列对耶城的兼并，以色列陷入完全的外交孤立。而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却在以色列建立了“国际基督徒耶路撒冷大使馆”，以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持。该组织长期亲以色列的立场深得以色列右翼势力的赞赏。1998年，时任以色列总理的内塔尼亚胡就出席了该组织的年会；当时的耶路撒冷市市长奥尔默特还在会上向该组织的听众宣称：“我要告诉总理、国防部长、总参谋长，你们是我们军队的一部分、我们力量和国防的一部分。”期待耶稣再来的美国基督教福音派，还跟犹太教极端分子共同推动在圣殿山重建第三圣殿并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尽管那里有着最重要的清真寺，乃全球穆斯林最神圣的地方之一。此外，福音派基督徒还是以色列“信仰者集团”扩建犹太定居点运动的狂热支持者，它不仅为扩建犹太定居点运动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支持，还成了以色列从被占领土撤出、以土地换和平的障碍。跟犹太右翼势力的立场一样，美国基督教福音派还奉行道德绝对主义，将巴、以冲突看作善与恶的决斗。巴勒斯坦人自然成了恶的、不容妥协的一方，也是不应享有民族自决权利的一方。这种来自基督教阵营的无视人道主义和民族自决权利的极端主义加深了中东的文明冲突，构成了中东和平进程的重要障碍。
美国反锡安主义
在美国，反锡安主义（一译反犹太复国主义）是个敏感词。如果名人与这个词连在一起，铁定是个大新闻。
梅吉森7月28日因醉酒开车，被警察截停检查，不知怎的扯上战争和犹太人，梅吉森口无遮拦，说什么战争都是犹太人开始的，他说犹太人应为战争负责。梅吉森随后向犹太人社区道歉，表示那是酒后乱性所致，当不得真。
一般而言，酒后驾车要认真对待，酒后失言则不必当真，不过要是这两件事都出在名人梅吉森身上，结果就不太一样。梅吉森酒醉驾车，被警察拦下检查，演成报纸头版新闻，一时间梅吉森被视为反锡安主义的代表人物。
当然接下来的媒体中所出现的新闻，就是名人们就梅吉森的酒后醉话如何选边站的报道，新闻记者不断追著娱乐界名人们要他们表态。例如8月7日今日美国报，就列出一组表示理解梅吉森的娱乐界名人，认为他并非是反锡安主义者，只是有酗酒的坏习惯，应该原谅他，支持他，另一组娱乐界名人，则认为吉森可耻，更绝的是，他们中有的发誓绝不再与他合作，有的发誓再也不看他的电影。有趣的是，还有人是列在未决定之下，大概还在权衡该如何表态吧。
吉森
吉森是娱乐界名人，闹得娱乐界纷纷表态也合情合理，但由于他曾拍过电影基督受难记，并受到美国福音教会的一致推崇，甚至可以说还没有哪一个文学议题让教会如此团结一致。因此媒体也不放过教会的名人，一个个名牧师，也要发表个人看法。
福音派教会对待吉森的态度，《华盛顿邮报》用一句话概括，“福音派痛恨吉森的罪，但拥抱他的受难记”。酒醉驾车和口无遮拦，当然不可能得到教会牧师认同，但如果说吉森有反锡安主义思想，那么这种思想就不可能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可能体现于他的电影作品中，那么就涉及到对基督受难记的评价了。而这当中就涉及到了教会的立场。因此大多数被媒体访问到的牧师，都十分小心，避免否定基督受难记。
基督受难记还未上映时，就受到犹太社区的责疑，认为是一部宣扬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电影。因为电影渲染了犹太人杀害耶稣的细节，并借用圣经中的话，让犹太人表白，“让流耶稣的血归到犹太人和犹太人的后代”。这让犹太社区感到会掀起反犹太主义思想来。
电影的影响
基督受难记最后上映时，把这句话删除，并在电影结束时，以字幕方式陈述，有多少犹太人在二战中死去。电影上映后的事实证明，基督受难记并未引发反犹太复国主义思潮。
爱家协会主席道生牧师的态度是：吉森的言行是伤害性的和不幸的，但与基督受难记毫无关联，基督受难记是本世纪最好的电影。超大型教会新生命教会的主任牧师，也是全美福音联合会的主席特.赫格德认为此事值得关注，但还看不出有重新评价基督受难记的必要，他此举基本上划定了福音派教会的立场底线：即不赞成吉森的言行，但那是个偶发的不幸事件，与他的作品无涉。这是比较公事公办的态度。
不过还是有不少牧师更体现出宽容和慈爱，他们会为吉森辩护两句。同样也是全美十大教会之一，会友有两万人的社区教会的一位同工就指出，人喝醉了酒就会说些违背他本意的话，当不得真，再说他不在现场，又没听见梅吉森说话，因此无法去论断。
16世纪时，唐·约瑟夫·纳西就已经有借奥斯曼帝国之力恢复犹太国家的尝试。
19世纪80～90年代在俄国、法国、德国出现反犹太主义浪潮后，形成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潮和运动。1882年俄国敖德萨犹太人医生L.平斯克尔提出：“人们歧视犹太人，是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国家，这个问题的惟一解决方法就是建立犹太国。”同时，在俄国出现了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比路，并开始了犹太人向巴勒斯坦有组织的移民。1895年维也纳犹太人记者T.赫茨尔撰写《犹太国》一书，进一步提出了犹太复国主义的理论和纲领。在他领导下，1897年在瑞士巴塞尔举行了第一次犹太人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纲领》规定：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是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为公法所保障的犹太人之家。会上成立了以赫茨尔为主席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
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散居世界各地、使用不同语言的犹太人属于同一民族，不应与其他民族融合和同化。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主要途径不是消除产生反犹太主义的阶级根源 ，而是与非犹太人分离，单独建立一个国家。只要取得宗主国与其他大国的支持和有钱的犹太人的资助，不断向一确定]地区移民，即可实现这一目标，而无须征得殖民地区居民（巴勒斯坦人）的同意。
然而事实上，犹太人占领巴勒斯坦的理由是犹太人的祖先在巴勒斯坦生活过，可是这不是犹太人拥有巴勒斯坦的理由，因为当一个民族拥有一块土地超过50年，他就拥有了这块土地，而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生活了几千年，犹太人的主体已经离开了巴勒斯坦，他们已经不是巴勒斯坦的主体民族了。
十九世纪末期犹太人开始向巴勒斯坦地区移民，此时该地区归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管辖。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瓦解，英国控制了这一地区。在英国政府的准许下，犹太人向该地区移民加速，此时主要是来自东欧，尤其是苏联的移民。
当时，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有120多万，占总人口的2/3强。但分治决议中的阿拉伯国的领土只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43%。更令阿拉伯人难以容忍的是，阿拉伯国的领土支离破碎，互不相连，大部分是丘陵和贫瘠地区。犹太国则不然，犹太人虽仅有60万，不到总人口的1/3，然而其领土却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57%，大部分又位处沿海地带，土地肥沃，水资源丰富。所以说，阿拉伯人有权利反对该决议，因为它本身就是不公平的。
犹太复国主义首先被英国所利用。1917年11月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代表政府发表《贝尔福宣言》，声称“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之家，并为达到此目的而竭尽努力”。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犹太复国主义者不顾阿拉伯人的强烈反对，采用政治、外交、财政以及军事手段，强行组织犹太人向阿拉伯人聚居的巴勒斯坦西部地区移民。在1882～1948年间的6次移民浪潮中，有46万多人移居巴勒斯坦。希特勒德国奉行的灭犹政策加快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通过决议，决定在巴勒斯坦分别建立阿拉伯国家和犹太国家，并使耶路撒冷国际化。此后，犹太复国主义者立即用武力抢占了拟议中所谓犹太国的领土，同时强占了分治计划中属于阿拉伯国家的部分地区，在4个月内迫使30多万阿拉伯人离乡背井，成为难民。1948年5月14日，犹太复国主义者宣布建立以色列国。决议对巴勒斯坦人明显不公，因此巴勒斯坦人拒绝建国。
犹太人向巴勒斯坦地区大量移民和建立以色列国，大大激化了同整个阿拉伯民族的矛盾，成为以后中东局势长期动荡不宁的重要根源。
巴以冲突的直接起源在于犹太人的复国运动，建国后又屡次把巴勒斯坦人赶出故土，就像当年别人对他们所做的一样，而且越演越烈，终于酿成了民族矛盾。而更为深刻的原因是，两个民族都曾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两个民族都视同一个城市为宗教圣地，从而冲突就有了更为坚实的感情和宗教力量，而解决也变得更加困难。犹太人的建国和驱逐可以看作为几千年来怨恨的释放，虽然可以理解，但犹太人表现出来的过分强硬和蛮横却为本来可以更好解决的问题留下了祸根。
参考资料
www.aodex.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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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安主义（希伯来语：ציונות/Tsiyonut，阿拉伯语：الصهيونية/al-Sahyūnī，英语：Zionism），也称“犹太圣会主义”，中国大陆官方习惯（择其用意）译为“犹太复国主义”，是犹太人发起的一种民族主义政治运动和犹太文化模式。
旨在支持或认同于以色列地带重建“犹太家园”的行为，也是建基于犹太人在宗教思想与传统上对以色列土地之联系的一种意识形态。
中文名
锡安主义
外文名
Zionism
希伯来语
ציונות/Tsiyonut
又 称
犹太圣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
历史原起因
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要求回到古代故乡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的政治主张与运动。又称犹太复国运动。这种运动追求的是自身民族的自由，然而却忽视了其他民族的合法权益。
上古时代，巴勒斯坦曾存在着以色列国和犹太国两个
犹太人国家，分别于公元前8世纪和前6世纪被亚述和巴比伦所灭。公元135年犹太人起义失败后，犹太人即被逐出耶路撒冷以至整个巴勒斯坦，流落到世界各地。 [1]
具体划分
自以色列立国开始，锡安主义这名词变得常用于指对以色列国的支持。但是，其间也存在一系列不同，而且互相竞争的支持以色列的意识形态切合了锡安主义的广义范畴，例如宗教锡安主义、修正锡安主义和劳工锡安主义。于是，锡安主义有时也会用作指定形容这些意识形态的活动，例如鼓励犹太人移居以色列的活动。
虽然旧约的历史远超过现代锡安主义运动，锡安主义这名词亦会用作形容有千年历史的旧约与犹太人和以色列国的关系。在一些情况下，锡安主义者会比用作泛指所有犹太人，以作为对反犹太主义的一种美化和掩饰，1968年的波兰反犹运动就是一例。本条目是用以对锡安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目标作出描述，而非对以色列历史或以巴冲突的析述。如想了解种种反对锡安主义的运动，可参见“反犹主义”。
回归故里的诉求
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要求回到古代故乡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的政治主张与运动。又称犹太复国运动。
19世纪80～90年代在俄国、法国、德国出现反犹太主义浪潮后，形成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潮和运动。
贝尔福宣言
犹太复国主义首先被英国所利用。
犹太复国主义
1917年11月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代表政府发表《贝尔福宣言》，声称“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之家，并为达到此目的而竭尽努力”。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犹太复国主义者不顾阿拉伯人的强烈反对，采用政治、外交、财政以及军事手段，强行组织犹太人向阿拉伯人聚居的巴勒斯坦西部地区移民。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通过决议，决定在巴勒斯坦分别建立阿拉伯国家和犹太国家，并使耶路撒冷国际化。
1948年5月14日，犹太复国主义者宣布建立以色列国。
建立
犹太人返回祖辈所居住的地方的愿望已成为全球犹太人的中心主题，自从古代的犹太人起义失败，以及在公元70年罗马帝国对耶路撒冷的毁灭，公元135年，犹太人被逐出巴勒斯坦地区，然后犹太人就散居到了帝国的其他地方，虽然在HellenisticAge许多犹太人自愿决定离开巴勒斯坦而移居到地中海盆地的其他地方（这些移居所造就的著名的人士中包括亚历山大的斐洛）。
如同MosesHess在他1862年的著作《罗马与耶路撒冷：最后的民族问题》所论，有些犹太思想家认为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是一个民族问题。
发动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的一个关键事件是1894年发生在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犹太人被这起在他们认为是自由与启蒙的发源地的国家发生的反犹太主义事件深深地震动了。这个事件的一个见证者是犹太裔奥地利人西奥多·赫茨尔。在1896年他出版的一个叫做《犹太国》的小册子中，他将这个事件描述成一个转折点——在德雷福斯事件以前，赫茨尔曾经是一个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事件以后他变成了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热烈追随者。然而，历史学家们一直没有重视赫茨尔的自述，转而指出推动现代犹太复国主义普及的主要因素是煽动政治家卡尔·鲁埃格所持有的反犹太人主义观点的流行化。
1897年，赫茨尔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了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这次大会成立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WZO），并推选赫茨尔为这个组织的第一任主席。
"锡安主义"这个字根源于"锡安"(Hebrew:ציון,Tziyyon），是圣经中所提到耶路撒冷的别名。这是奥地利犹太出版商NathanBirnbaum在他1890年的刊物《自我解放》中对犹太民族主义所创的词。
主张
虽然犹太复国主义是以犹太教为根据将犹太人与以色列地区联系在一起的，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本来是非宗教性质的，开始是作为对19世纪末叶在欧洲猖狂的反犹太主义的一个回击。它是犹太人对在东欧——主要是俄国——发生对犹太人大屠杀的一个反击。
以色列
1947年英国宣布了他们从巴勒斯坦撤出的愿望，然后在同年的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投票通过了一项将巴勒斯坦分割成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国的议案（耶路撒冷成为国际领土）。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马上爆发了内战。
1948年5月14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领导人宣布独立，从而建立了以色列国。这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历史中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运动的主要目标已经达成了。许多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采用了新方针，而那三个军事组织也组合而成了以色列国防军。
在独立战争时期，大多数阿拉伯人口或是逃离了巴勒斯坦，或是被驱逐出境，所以犹太人在1948年停火线中的地区人口中占多数。直到1967年以前，这停火线变成了以色列实际上的边境。
1950年以色列国会通过了回归法令，给所有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的权利。这法令，和从欧洲来的犹太难民潮与之后的被阿拉伯国家驱逐出境的犹太人潮一起，导致以色列的人口变为犹太人占了绝大多数，而且这个变化看起来是永久的。
1968年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采用了以下的准则：
犹太人的团结与以色列在犹太生活中的中心地位，
犹太人从所有国家移民到祖先的土地——以色列地区，
在“预言的正义与和平”之下的以色列国的富强，
通过犹太、希伯莱与犹太复国主义教育和强化犹太的文化价值观与精神价值观而保存犹太人的身份，和
在所有地区对犹太人权的保护。
巴勒斯坦
1918年奥斯曼帝国瓦解，巴勒斯坦不再受制，犹太复国运动进入崭新的局面。首先扩大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屯垦区，开始国家公共基础建设和筹募建设基金，并且劝阻—或说迫使—英国当局不可采取任何将导致巴勒斯坦地区成为阿拉伯人占多数的动作。
1920年代犹太人口稳定成长，犹太建制亦具国家雏形，但同时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对犹太人移入的抵制升高。
国际间犹太人对锡安主义仍存在意见分歧。许多在欧洲和美国的犹太人认为并不需要有一个“犹太故土”，因为即使不支持锡安主义，犹太人一样能以平等公民身分居住于西方民主国家。
基督教基础
美国一直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二战以来，美国各种教会和犹太会堂成员的比例一直保持在美国成年人总数的65%以上，84%的美国人宣称信奉某种形式的基督教。
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基督教主流派在欧、美出现全面衰退趋势时，福音派却在美国强势崛起，并发展成为一股极富攻击性且极具影响力的政治力量。只有从美国这种基督教国家的社会文化特性出发，将基督教锡安主义纳入解释的范畴，对美、以特殊关系问题的解释才能更有说服力。
作为一种跨越自由和保守阵线的、在美国基督教中广泛存在的愿景，基督教锡安主义形成了美国长期亲以色列的社会文化基础。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民众对以色列的支持持续强烈，他们一直把以色列当作最喜欢的国家之一，而很少受美、以双边关系起伏的影响。
半个世纪以来，一个被反复提出的问题是：对于中东局势，你更同情（喜欢）以色列还是阿拉伯国家？结果显示，同情以色列的始终占压倒多数。
1967年“六五战争”后，美国公众舆论更向以色列一边倒，民意测验相继出现了41%∶1%(1967年7月）、50%∶5%(1969年2月）、44%∶3%(1970年5月）、50%∶7%(1973年12月）的悬殊比例。只有在臭名昭著的沙巴拉大屠杀发生后，才短暂地出现了32%∶28%(1982年9月22—23日）这样一个比较接近的比例，但很快又回升为49%∶12%(1983年1月）。
美国犹太社团
美国的这种公共舆论倾向是美国政府对以色列政策中存在着明显的超越现实利益算计的重要原因。何况，信仰本身对美、以关系中的美国国家利益的界定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越保守的基督徒，越倾向于将以色列描绘成美国的“战略资产”，越倾向于将美国支持以色列的行动解释成合乎美国国家利益。在持狂热亲以立场的美国基督教福音派那里，“战略考虑只是次要的动因”。
从美国国内因素来看，美国犹太社团在美、以特殊关系的形成和维持中确实起了关键作用。犹太社团乃美国最活跃的锡安主义力量，但其作用却极易被夸大。事实是，绝大多数美国犹太人在政治上属于自由派、民主党阵营（通常占80%甚至更多），而保守派、共和党更亲以色列；国会持续亲以色列，但大部分亲以提案是由犹太裔议员很少的共和党提出来的。
从地域来看，美国犹太人主要集中在以纽约为中心的美国东北部以及西部的加州，但南部乡村的“《圣经》地带”更亲以色列。在诸多支持以色列的游说团体中，“美以关系委员会”只是规模很小的一个组织。小布什当选总统也并未依赖犹太人。美国犹太社团为以色列而积极活动被指责为“双重忠诚”。“反诽谤联盟”（ADL)2002年进行的反犹主义调查显示：有51%的人认为小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过于偏向以色列；相当多的人认为美国犹太人对美国中东政策的影响太大；从1964年到2002年，一直有30%—35%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犹太人更忠诚于以色列。而美国主流社会竟怡然自得地接受这些心怀贰心的“同伴”，对他们并不过于反感，从而使美国的反犹主义一直处于很低的程度并呈现减弱的趋势。
一位美国分析家就此得出结论：“锡安主义主要是一种右翼的、非犹太的现象。从数量上来看，共和党人、保守派、给布什投票的选民、新教徒、南方人、白人构成了美国锡安主义的主体，而不是犹太人。”这只是就20世纪末以来的情况而言的。
美国行政当局
基督教锡安主义是经常影响美国行政当局尤其是白宫的政策偏好的重要因素。如果说杜鲁门总统闪电般承认以色列建国，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出于个人情感并需顶住国务院强大压力的行为，那么，在30年后，支持和保卫以色列，已经成了有强大而广泛的社会支持的美国的“使命”和“责任”。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如果制定不利于以色列的政策，就必然遭遇强大的阻力和批评。
最亲以色列的美国总统莫过于里根和小布什，他们都有强大的基督教福音派的支持，又跟有强烈的锡安主义情结并以美国犹太右翼政治菁英为主的新保守派结盟。这是一种锡安主义者的“神圣同盟”！“在小布什所属的教派中，《圣经》中神将巴勒斯坦应许给以色列民众的教义至关重要。历史尽头的宏伟战斗将在当代的以色列之地上演，而且它需要犹太人参与。因此，以色列国就成了圣卷历史的关键见证和基督徒获得拯救的至关重要的前提。”正是这种“神圣同盟”，成了小布什—沙龙特殊亲密关系的重要基础，也成了美国出兵伊拉克倒萨继而“改造”整个中东的重要政治动力。
跟行政当局受一些偶然因素（如总统个人的信仰）影响而产生波动不同，更能代表美国民意的国会则持续向以色列一边倒。1970年，当美国国会讨论是否向以色列提供安全保障时，美国的《新共和》周刊吁请美国政府给予以色列正式的、无条件的的支持。这种立场也得到了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喉舌《今日基督教》的支持。它主张一个外部大国介入，以确保以色列的生存，而“以色列只有从美国才能寻求充分的支持和保护”。
在20世纪80—90年代，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在大力压缩美国对外财政援助的同时，却批准对以色列的大量援助。该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JesseHelms）就是“千禧年前论”（Pre-Millenarianism）者，受到众多福音派教友的嘱托和支持。神学化的思想对于美国国会的共和党领袖总有重要影响，如汤姆"迪莱（TomDelay）依据《圣经》称呼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为犹地亚和撒马利亚，而其前任理查德"阿米（RichardArmey）则曾经公开提出从这些土地上驱逐所有巴勒斯坦居民的理念。
锡安主义组织
除了影响民意和政府政策外，美国基督教锡安主义组织和个人的直接活动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前面提到的以尼布尔等人为领导的“基督徒巴勒斯坦理事会”和“美国基督徒巴勒斯坦委员会”，就有效地动员了美国社会舆论关切犹太民族的命运，它们支持锡安主义，并抑制了亲阿拉伯势力在美国活动的效果。
如果说，以色列建国前后的美国基督教锡安主义组织的建立和活动的开展离不开犹太社团的支持和推动，那么，20世纪末各种新组织的建立主要是出于美国基督教福音派的主动和热情。这些组织通过大量捐款、组织圣地朝圣游、支持锡安主义活动、频繁地公开发表支持以色列的言论、向政府施加压力等多种方式支持以色列。
20世纪70—90年代，还有上千名福音派基督徒移居以色列。1980年，以色列议会通过了《耶路撒冷法》，宣布整个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统一的、不可分割的首都。当时几乎所有驻耶城的外国使、领馆都迁移到了特拉维夫，以抗议以色列对耶城的兼并，以色列陷入完全的外交孤立。而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却在以色列建立了“国际基督徒耶路撒冷大使馆”，以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持。该组织长期亲以色列的立场深得以色列右翼势力的赞赏。1998年，时任以色列总理的内塔尼亚胡就出席了该组织的年会；当时的耶路撒冷市市长奥尔默特还在会上向该组织的听众宣称：“我要告诉总理、国防部长、总参谋长，你们是我们军队的一部分、我们力量和国防的一部分。”期待耶稣再来的美国基督教福音派，还跟犹太教极端分子共同推动在圣殿山重建第三圣殿并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尽管那里有着最重要的清真寺，乃全球穆斯林最神圣的地方之一。此外，福音派基督徒还是以色列“信仰者集团”扩建犹太定居点运动的狂热支持者，它不仅为扩建犹太定居点运动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支持，还成了以色列从被占领土撤出、以土地换和平的障碍。跟犹太右翼势力的立场一样，美国基督教福音派还奉行道德绝对主义，将巴、以冲突看作善与恶的决斗。巴勒斯坦人自然成了恶的、不容妥协的一方，也是不应享有民族自决权利的一方。这种来自基督教阵营的无视人道主义和民族自决权利的极端主义加深了中东的文明冲突，构成了中东和平进程的重要障碍。
美国反锡安主义
在美国，反锡安主义（一译反犹太复国主义）是个敏感词。如果名人与这个词连在一起，铁定是个大新闻。
梅吉森7月28日因醉酒开车，被警察截停检查，不知怎的扯上战争和犹太人，梅吉森口无遮拦，说什么战争都是犹太人开始的，他说犹太人应为战争负责。梅吉森随后向犹太人社区道歉，表示那是酒后乱性所致，当不得真。
一般而言，酒后驾车要认真对待，酒后失言则不必当真，不过要是这两件事都出在名人梅吉森身上，结果就不太一样。梅吉森酒醉驾车，被警察拦下检查，演成报纸头版新闻，一时间梅吉森被视为反锡安主义的代表人物。
当然接下来的媒体中所出现的新闻，就是名人们就梅吉森的酒后醉话如何选边站的报道，新闻记者不断追著娱乐界名人们要他们表态。例如8月7日今日美国报，就列出一组表示理解梅吉森的娱乐界名人，认为他并非是反锡安主义者，只是有酗酒的坏习惯，应该原谅他，支持他，另一组娱乐界名人，则认为吉森可耻，更绝的是，他们中有的发誓绝不再与他合作，有的发誓再也不看他的电影。有趣的是，还有人是列在未决定之下，大概还在权衡该如何表态吧。
吉森
吉森是娱乐界名人，闹得娱乐界纷纷表态也合情合理，但由于他曾拍过电影基督受难记，并受到美国福音教会的一致推崇，甚至可以说还没有哪一个文学议题让教会如此团结一致。因此媒体也不放过教会的名人，一个个名牧师，也要发表个人看法。
福音派教会对待吉森的态度，《华盛顿邮报》用一句话概括，“福音派痛恨吉森的罪，但拥抱他的受难记”。酒醉驾车和口无遮拦，当然不可能得到教会牧师认同，但如果说吉森有反锡安主义思想，那么这种思想就不可能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可能体现于他的电影作品中，那么就涉及到对基督受难记的评价了。而这当中就涉及到了教会的立场。因此大多数被媒体访问到的牧师，都十分小心，避免否定基督受难记。
基督受难记还未上映时，就受到犹太社区的责疑，认为是一部宣扬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电影。因为电影渲染了犹太人杀害耶稣的细节，并借用圣经中的话，让犹太人表白，“让流耶稣的血归到犹太人和犹太人的后代”。这让犹太社区感到会掀起反犹太主义思想来。
电影的影响
基督受难记最后上映时，把这句话删除，并在电影结束时，以字幕方式陈述，有多少犹太人在二战中死去。电影上映后的事实证明，基督受难记并未引发反犹太复国主义思潮。
爱家协会主席道生牧师的态度是：吉森的言行是伤害性的和不幸的，但与基督受难记毫无关联，基督受难记是本世纪最好的电影。超大型教会新生命教会的主任牧师，也是全美福音联合会的主席特.赫格德认为此事值得关注，但还看不出有重新评价基督受难记的必要，他此举基本上划定了福音派教会的立场底线：即不赞成吉森的言行，但那是个偶发的不幸事件，与他的作品无涉。这是比较公事公办的态度。
不过还是有不少牧师更体现出宽容和慈爱，他们会为吉森辩护两句。同样也是全美十大教会之一，会友有两万人的社区教会的一位同工就指出，人喝醉了酒就会说些违背他本意的话，当不得真，再说他不在现场，又没听见梅吉森说话，因此无法去论断。
16世纪时，唐·约瑟夫·纳西就已经有借奥斯曼帝国之力恢复犹太国家的尝试。
19世纪80～90年代在俄国、法国、德国出现反犹太主义浪潮后，形成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潮和运动。1882年俄国敖德萨犹太人医生L.平斯克尔提出：“人们歧视犹太人，是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国家，这个问题的惟一解决方法就是建立犹太国。”同时，在俄国出现了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比路，并开始了犹太人向巴勒斯坦有组织的移民。1895年维也纳犹太人记者T.赫茨尔撰写《犹太国》一书，进一步提出了犹太复国主义的理论和纲领。在他领导下，1897年在瑞士巴塞尔举行了第一次犹太人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纲领》规定：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是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为公法所保障的犹太人之家。会上成立了以赫茨尔为主席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
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散居世界各地、使用不同语言的犹太人属于同一民族，不应与其他民族融合和同化。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主要途径不是消除产生反犹太主义的阶级根源 ，而是与非犹太人分离，单独建立一个国家。只要取得宗主国与其他大国的支持和有钱的犹太人的资助，不断向一确定]地区移民，即可实现这一目标，而无须征得殖民地区居民（巴勒斯坦人）的同意。
然而事实上，犹太人占领巴勒斯坦的理由是犹太人的祖先在巴勒斯坦生活过，可是这不是犹太人拥有巴勒斯坦的理由，因为当一个民族拥有一块土地超过50年，他就拥有了这块土地，而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生活了几千年，犹太人的主体已经离开了巴勒斯坦，他们已经不是巴勒斯坦的主体民族了。
十九世纪末期犹太人开始向巴勒斯坦地区移民，此时该地区归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管辖。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瓦解，英国控制了这一地区。在英国政府的准许下，犹太人向该地区移民加速，此时主要是来自东欧，尤其是苏联的移民。
当时，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有120多万，占总人口的2/3强。但分治决议中的阿拉伯国的领土只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43%。更令阿拉伯人难以容忍的是，阿拉伯国的领土支离破碎，互不相连，大部分是丘陵和贫瘠地区。犹太国则不然，犹太人虽仅有60万，不到总人口的1/3，然而其领土却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57%，大部分又位处沿海地带，土地肥沃，水资源丰富。所以说，阿拉伯人有权利反对该决议，因为它本身就是不公平的。
犹太复国主义首先被英国所利用。1917年11月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代表政府发表《贝尔福宣言》，声称“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之家，并为达到此目的而竭尽努力”。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犹太复国主义者不顾阿拉伯人的强烈反对，采用政治、外交、财政以及军事手段，强行组织犹太人向阿拉伯人聚居的巴勒斯坦西部地区移民。在1882～1948年间的6次移民浪潮中，有46万多人移居巴勒斯坦。希特勒德国奉行的灭犹政策加快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通过决议，决定在巴勒斯坦分别建立阿拉伯国家和犹太国家，并使耶路撒冷国际化。此后，犹太复国主义者立即用武力抢占了拟议中所谓犹太国的领土，同时强占了分治计划中属于阿拉伯国家的部分地区，在4个月内迫使30多万阿拉伯人离乡背井，成为难民。1948年5月14日，犹太复国主义者宣布建立以色列国。决议对巴勒斯坦人明显不公，因此巴勒斯坦人拒绝建国。
犹太人向巴勒斯坦地区大量移民和建立以色列国，大大激化了同整个阿拉伯民族的矛盾，成为以后中东局势长期动荡不宁的重要根源。
巴以冲突的直接起源在于犹太人的复国运动，建国后又屡次把巴勒斯坦人赶出故土，就像当年别人对他们所做的一样，而且越演越烈，终于酿成了民族矛盾。而更为深刻的原因是，两个民族都曾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两个民族都视同一个城市为宗教圣地，从而冲突就有了更为坚实的感情和宗教力量，而解决也变得更加困难。犹太人的建国和驱逐可以看作为几千年来怨恨的释放，虽然可以理解，但犹太人表现出来的过分强硬和蛮横却为本来可以更好解决的问题留下了祸根。
参考资料
- 1. G. Shafir, Land, Labor and the Origins of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1882–1914,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 2. 萨特马尔哈西迪派犹太拉比号召抵制以色列大选 ．新华网．2013-01-21[引用日期2013-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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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复国主义的前世与今生
复习历史——犹太复国主义的前世与今生
如果认真追溯中东文明的源头，我们就会惊奇的发现：世界历史的许多脉络都会在这里交汇。更令人惊奇的是，如今不共戴天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却有着一个被世界古代历史称之为“半岛闪族人”的共同祖先，据《圣经-旧约》记载，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以撒，其后裔是希伯来人，即现在的犹太人；另一个小儿子叫伊斯玛仪，却成了阿拉伯人的祖先。在巴勒斯坦这片狭长而贫瘠的土地上，希伯来人与阿拉伯人及其他古老民族曾经和平共处、生息繁衍。
然而，随着历史的不断推移与演进，巴勒斯坦这片可怜的土地成为周边大国随意宰割的“肥肉”，先后被波斯、希腊、罗马、奥斯曼突厥（即土耳其）的铁骑轮番蹂躏、践踏与血洗。犹太（希伯来）人不断遭到征服者的血腥屠杀，特别是经过历史上的“三次大流散”后，犹太民族的幸存者们几乎全部被驱逐或逃离出巴勒斯坦，从而结束了犹太民族主体在巴勒斯坦生存的历史。从此，巴勒斯坦几乎成为阿拉伯人的家园。而犹太人“遍布全世界”的这种民族特征，直到20世纪初也未发生一丝一毫的改变。
有很多历史学家都说，“犹太民族是这世界上最多苦多难的民族”，看来这种说法还是非常有历史依据的。在世界历史上，犹太人与乌克兰人和库尔德人一样，可谓是这世界上“苦逼千年”的民族。犹太人在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上曾经历过3次大流散。
第一次大流散发生在上古时期，以色列王国在公元前722年被亚述帝国灭亡；犹太王国则在公元前586年被新巴比伦王国灭亡，巴比伦国王将数万名犹太人囚禁到巴比伦，这就是世界古代历史上著名的“巴比伦之囚”。自此之后，一直到上世纪1948年之前这漫长的2000多年时期里，犹太人再也没有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建立过国家。
第二次大流散是在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帝国时期，打破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壁垒，民族间也开始互相杂居，不分种族，互相通婚，甚至全面取消宗教限制。于是，坚持自己特有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的犹太人开始了第二次大流散，他们分散到中东、中亚、南欧各地。
第三次大流散发生在古罗马帝国时期，古罗马帝国在公元前63年占领了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为了反抗罗马帝国的残酷统治，曾爆发过3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结果都被强大的罗马军团血腥镇压下去了，经过罗马帝国的血腥镇压，犹太人的死亡总数超过150万人。被赶出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开始散落到世界各地，就像浮萍一样漂流，任凭被被风暴吹浮到天涯海角，成为地地道道、名副其实的一个“没有家园、没有祖国”的最为不幸的民族。
犹太人在长达2000年漫长而苦难的“流亡”历程中，无论他们流落何方，等待他们的仍然是无所不在的歧视、隔离、驱赶与屠杀。但是，2000多年来，犹太人虽屡遭苦难、处境悲惨，但信仰坚定、生活乐观的犹太人总是骄傲滴宣称，自己才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执着地信奉犹太教，他们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不同于其他种族的特有生活方式，在黑暗中的中世纪，在无形的宗教枷锁的束缚下，使得一个有着优秀文明的民族成了“历史的囚徒”，即便如此，他们也不愿意同化到其他民族之中。
自中世纪到近代以来，欧洲的排犹运动更是血腥残忍、毫无人道。就连伟大的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在其作品中都毫不掩饰对犹太人的极端鄙视与仇恨，而把犹太人描写成“自私贪婪、缺乏人性、默守陈规、不知变通”的吝啬鬼和守财奴。自1290年英国政府颁布驱逐犹太人法令开始，欧洲一波又一波的排犹运动，以及一波又一波的大屠杀，不断加诸在犹太人身上，特别是在在19世纪末期，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盛行反犹主义，无论是开明绅士般的法国，还是肮脏落后的沙俄，到处都有反犹事件的不断爆发，反犹运动十分猖獗，大批大批的犹太人遭到野蛮屠杀。而发生在沙皇俄国的排犹运动更是骇人听闻，全俄国兴起了屠杀犹太人的狂潮，一浪高过一浪，生活在俄国的犹太人几乎被杀光，大批犹太人被赶出乡村和居民区，他们所创造的财富也被洗劫一空。
发生在近代欧洲猖獗野蛮的排犹、屠犹运动，也成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催生剂，一位出生在匈牙利的犹太作家西奥多-赫茨尔出版了《犹太国——现代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一种尝试》一书，首次提出了要在英国殖民地——中东的英属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犹太国的设想。大学时学法律、毕业后又当过记者的匈牙利作家西奥多-赫茨尔对这种反犹主义十分愤恨，震惊之余，他就对这种世界性的反犹主义开始认真思索和深入研究——犹太人怎么了？犹太人招谁惹谁了？在科学与民主的曙光照耀下，在人类已经脱离荒蛮、并逐渐迈入现代文明的今天，总要解决犹太人的问题啊，总要让犹太人在这个世界上堂堂正正地活着啊。
西奥多-赫茨尔经过不断地研究和思索，结果他在1896年写出了一本名为《犹太国——现代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一种尝试》一书。他在书中严正滴指出：其实，犹太问题不是一个宗教问题，也不是一个社会问题，而是一个民族问题。而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要建立一个犹太人完全自治的国家。结果，这本书一问世，就受到了欧、美犹太人的热烈追捧，以至于犹太人将西奥多-赫茨尔赞誉为犹太人的“新摩西”，把《犹太国——现代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一种尝试》这部书赞誉为“神的新启示”。1897年8月，在西奥多-赫茨尔领导下，欧美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在瑞士的巴塞尔组织召开了首次世界犹太人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决定成立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西奥多-赫茨尔当选为该组织的主席。这个组织的宗旨和纲领就是：要在犹太人的先祖圣地——英属巴勒斯坦建立一个能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犹太人完全自治的国家。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得到了英、美等国的支持，1917年11月，英国政府发布了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贝福尔宣言》，并愿意在自己作为大英帝国统治下的殖民地——巴勒斯坦地区划分出一块领土建立一个犹太人自治的国家。1922年6月30日，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了一项支持《贝福尔宣言》的决议，支持犹太人在英国殖民地——巴勒斯坦地区建国。于是，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屡遭屠戮、几乎已经走入绝境的犹太人犹如凤凰涅槃般浴火重生。然而，时间过了没多久，在希特勒纳粹德国便发生针对犹太人种族灭绝的大屠杀，使得600多万犹太人命丧黄泉。德国纳粹法西斯这种种族灭绝的惊天暴行，不但震惊了全人类，也大大滴推动和加剧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步伐。几乎整个欧洲的犹太人为了躲避德国纳粹的屠杀，竟潮水般地涌入英国统治下的殖民地——巴勒斯坦地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47年4月2日，英国正式将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联合国大会按照与会国大多数国家的意见，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决议规定：在英属殖民地——在巴勒斯坦地区同时建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个国家，而圣城耶路撒冷则实行国际化，由联合国托管。但是，联合国这一决议却遭到了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对，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马上在埃及开罗召开了阿拉伯国家联盟会议，这次会议也做出了一项决议——坚决阻止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立国家的决议。这份决议火药味十足地威胁声称：一旦犹太人敢于建国，阿拉伯国家将不惜任何代价滴诉诸武力，并“让犹太人在这世界上彻底消失！”
……就在热闹非凡、盛况空前的以色列开国大典正在进行之时，一场针对以色列的“伊斯兰圣战”也在悄悄逼近。以色列宣布建国的第二天，便有埃及、约旦、叙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的四、五万武装到牙齿的阿拉伯联军、以及由来自穆斯林世界各地志愿者组成的“阿拉伯解放军”高呼着“彻底消灭以色列”的口号，兵分三路，从东、北、南三个方向浩浩荡荡地杀进以色列，第一次中东战争（即巴勒斯坦战争）全面爆发了。
存在与认同:犹太复国主义是如何产生的?1
“永远的外邦人与流浪汉”
公元66年，住在今日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因对罗马帝国统治下宗教、税收政策的不满，发起了反抗罗马统治的起义。随之而来的，是罗马对参与民变犹太人的残酷镇压。在镇压中，罗马帝国不仅处决了数以千计的犹太人，更是摧毁了犹太教的第二圣殿。
第二圣殿
当时，这座圣殿被视为犹太教的象征，是犹太人群体与上帝连结的纽带，是犹太人集体认同的核心。在这个“纽带”被摧毁之后，犹太人大举从他们的“精神家园”出走，离散至欧洲各地，成为“一群失去了集体认同的孤儿”。在他们眼中，自公元1世纪开始的流亡生活是他们受到上帝惩罚的象征。
在中古欧洲，因宗教因素而与主流社会分离的犹太民族，政治地位长期受到限制。为王公贵族从事商业活动成为犹太群体的一个共性之一。当时，欧洲的王公贵族们正是看重了犹太人身上的“原罪性”，才放心地让他们成为自身统治的白手套。一旦国库空虚，便可以名正言顺地从犹太商人身上挤出牛奶来。
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可以说很好地刻画了在这一时期里主流欧洲对犹太人的印象。在剧中，犹太富商夏洛克被视为外邦人、异教徒、房贷者，剧中的基督徒们对夏洛克怀着深深的憎恨。中古欧洲的犹太人即使有着较高的经济地位，却为主流社会所不耻，政治上也被视为没有公民权的客民。
2
成为“欧洲人”
随着启蒙运动在欧洲的扩散传播，近世欧洲史上的两件重要事件大大影响了犹太人。
一是俄普奥三次瓜分波兰。波兰曾有着世界上最大的犹太社区，而犹太人在波兰贵族共和体制下享有一定程度上的宗教宽容和社群自治。到了1795年，波兰亡国，大批犹太人不得不成为了日渐反犹的沙皇俄国的臣民。
二是法国大革命。以自由、平等等近代启蒙理念为口号的大革命让许多西欧犹太人看到，似乎只要认同这些理念，他们就可以成为和基督徒一样的，享有平等公民权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公民。
不过，主权在民意识的扩大，也在犹太人中埋下了民族主义的种子，只是这种情绪尚未成为犹太族群的集体意识。随着启蒙思想逐渐向中欧传播，自由主义浪潮不断冲击着中欧君主国的专制统治，普鲁士、奥地利等国相继对犹太人公民权予以承认，这给了犹太人成为平等公民的希望。
就连在统治最为反动的沙皇俄国，自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即位后，在进行政治改革的同时，对犹太民族的管制环境也变得日趋宽松。许多欧洲犹太人，尤其是那些在各国成为资本家、教授、律师、医生的犹太市民阶层，一度乐观地认为，似乎只要淡化自己的犹太认同，积极融入民族国家，就可以提高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成为“公民”。
这种情绪在各国犹太人中是广泛存在的。比如对德意志祖国有着深入骨髓认同的海涅，比起提起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更多地关切着“德意志的自由与解放”。就如同茨威格笔下的描写一样，中上层的犹太人在一种潜意识的驱动下，想要“让自己挣脱或开始挣脱犹太人聚居区强加给他们的各种缺陷、逼仄和小家子气”，然后“成为普遍人类中的一员。”
3
罗马与耶路撒冷
1862年，德国犹太人、早期社会主义者摩西·赫斯(Moses Hess)在其《罗马与耶路撒冷》中对这种乐观主义情绪泼了冷水。他认为，犹太人注定无法融入欧洲民族国家，因为反犹主义已经不仅仅是针对犹太人的“犹太性”——犹太宗教或者犹太文化的厌恶。在任何一个民族国家中，种族主义已经成为了反犹主义的基础，只要一个人有一滴犹太血液，欧洲社会便不愿意接纳他成为“公民”。
摩西·赫斯
于是，赫斯呼吁犹太人建立自己的国家，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犹太先民曾经居住、耕作过的巴勒斯坦更适合未来的犹太人国家。他认为，在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将会“通过土地赎罪（Redemption of the soil）”，建立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
因为犹太人对自身同化融入欧洲怀有强烈的希望，所以他们对该著作反应冷淡。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被无政府主义者暗杀，而他的继任者，亚历山大三世作为反犹主义者，任内默许了针对犹太人的“骚乱（pogrom）”常态化，俄国犹太人的“好日子”从此一去不再复返。
同年，俄罗斯犹太人彼列斯·斯莫棱斯金（Peretz Smolenskin）指出，因为犹太人之间没有“和平与团结”，也没有民族荣誉感。在未来，如果犹太人想要主宰自己族群的命运，就必须回到以色列。他给出了如下六点理由：
1. 那些对祖先有着强烈记忆的犹太人会很乐意前往以色列（巴勒斯坦）定居。
2. 以色列（巴勒斯坦）离犹太定居者现在在欧洲的住处并不远。
3. 所有移民可以在这片土地上按其传统生活。
4. 那些已经在以色列土地上的人（阿拉伯人）可以被注入一种“新精神”，他们便可以从懒惰散漫中获得解救。
5. 并不是每个犹太人都会从事农业，巴勒斯坦三洲通衢的便利交通可以让他们继续从事跨国贸易。
6. 犹太移民者可以利用当地的沙质建设玻璃厂。
上面的六点中，一方面很清楚地体现出了锡安主义（即“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对回到“祖先的土地”的心心念念；另一方面，字里行句之间却透露出一种来自文明社会的欧洲人的自我优越感，在他们眼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住民文化落后所以导致经济发展不彰，而犹太人“带着上帝的使命和眷顾”，是可以建设繁荣的巴勒斯坦的。
在接下来的五十年中，许多犹太人选择离开反犹主义日趋高起的俄罗斯，其中将近200万犹太人前往美洲，24万人前往欧洲。而前往巴勒斯坦的4万5千名犹太人成为了第一批身体力行的锡安主义者。
4
锡安主义思潮的扩大
在犹太人社会政治地位较高的法国，1894年的德雷福斯事件（Affaire Dreyfus）彻底刺激了欧洲的犹太人。让犹太人逐渐认识到，即使自身一门心思同化融入于欧洲的主流文化，自己还是被视作欧洲民族的他者。
在普法战争战败之后的法国，法国犹太人往往被与和德国侵略者勾结的叛徒画上等号，整个法国社会陷入了反犹狂潮之中。这个时候，蓬勃发展的报纸成为了反犹主义散播的重要媒介。法国发生的反犹浪潮引起了全欧犹太人的关注，因为法国作为对犹太人最宽容的国家之一，是欧洲犹太人生活环境的晴雨表。
德雷福斯上尉是一名有着犹太血统的法国军官，在总参谋部任职的他被毫无理由地指控为德国间谍（讽刺的是德雷福斯出生在被迫割让给德国的阿尔萨斯）。在证据不足的前提下，德雷福斯依然被判处无期徒刑。这一现实大大刺激了犹太人，催化了犹太人锡安主义情绪的发展。
德雷福斯上尉
作为奥地利维也纳《新自由报》的作者，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列席了对德雷福斯的审判。当他目睹了人们对德雷福斯的公开羞辱之时，他觉得整个人都被刺痛了。他意识到犹太民族即使再努力地力图融入欧洲，欧洲人也不会视他们为欧洲人。他的民族永远会遭受到苦难、仇恨与屈辱。既然隔离不可避免，那还不如同欧洲隔离开来，如果犹太人没有家乡，那就干脆建设一个犹太人的家乡！
受此刺激之下，赫茨尔两年之后出版了一本叫《犹太国》的小册子，在小册子中他提出了更为具体的犹太建国方案。
在《犹太国》中，他指出，鉴于所有国家都被反犹主义控制，犹太人需要建立自己的国家，这种想法“既不是不可能，也不可笑（neither ridiculous nor impossible）”。具体的步骤需要由犹太协会（the Society of Jews）和犹太公司（Jewish Company）执行。
“最穷的人将最早前往并耕作土地。他们也要建设道路、桥梁、铁路和电报站，治水，并建设自己的社区。他们的劳力将创造贸易、贸易创造市场、而市场将会吸引更多的定居者。届时，所有人都会自愿地前往。”
赫茨尔与《犹太国》
与之前两个著名的锡安主义者不同的是，他的计划还提出了说服奥斯曼苏丹的办法——犹太人，利用自己高超的商业技巧，可以帮土耳其管理经济。而之后，犹太人将在亚洲树立“一座保护欧洲的墙（a wall of defense for Europe in Asia）”，“文明面对野蛮人的前哨站（an outpost of civilization against barbarism）”。而圣城耶路撒冷，因为对基督教的重要性，将会成为国际共管区域（international extraterritoriality）。
在赫茨尔的方案里，他一样没有提到伊斯兰教或者当地的阿拉伯居民。在他眼里，犹太人是先进的“欧洲人”，而东方的阿拉伯居民们都是落后的野蛮人。所以他们的平等公民权在他的著作中也是缺席的，被忽视的。
在很多年后，茨威格回忆起当时维也纳犹太群体的反应，“当时维也纳的市民－犹太人阶层普遍有着怎样的吃惊和愤怒。他们满不高兴地说：这位平时那么聪明，风趣，有教养的作家哪根筋不对劲了？他在干什么，写什么蠢事？为什么我们要去巴勒斯坦？我们的语言是德语，不是希伯来语，我们的家园是美丽的奥地利。在仁慈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治下，我们过得不是好极了吗？我们不是获得体面的提升，有可靠的职位吗？难道我们不是有平等权利的国家公民，不是这座我们深深热爱的维也纳城土生土长、忠贞不贰的市民吗？难道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进步的时代，所有的宗教偏见在几十年以内就会踪迹全灭吗？为什么这个自己也是犹太人，想要帮助犹太人的人，就在我们每一天都与德意志世界更接近、更内在地联结在一起的时候，却要替我们最恶意的敌人提供论据，要把我们分化出去？”不无讽刺的是，在四十年后，奥地利的犹太人就会因为“德意志世界”而大祸临头。
在奥地利犹太市民阶层对赫茨尔的《犹太国》冷嘲热讽之时，他的小册子却在那些生活在俄国、波兰和加里西亚的贫苦犹太无产者中获得了强烈的反响。千年的弥赛亚梦想，在这数百万受到资本家和封建贵族阶级压迫剥削的犹太无产者中点燃了。
5
未来的隐患
一年后，在第一届锡安主义大会（First Zionist Congress）上，赫茨尔作为主席，制定出了一个锡安主义式的方案。欧洲犹太人中的一部分精英们，开始认认真真地考虑犹太民族返回“精神家园”的计划了。
可以说，在欧洲各国构建民族国家、发展国族身份之时，一开始使犹太人燃起了成为“欧洲公民”的希望。但是，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一少部分犹太精英们意识到：融入并不能彻底解决犹太人在欧洲的处境。当欧洲人始终视犹太人为“异邦人”之时，犹太人的现代国族身份就慢慢确立起来。
犹太国族身份的确立，一方面建立在对千年弥赛亚理想的重构与解释之上，另一方面也是对欧洲近世以来国族身份发展的一种借鉴。更多的，还是和犹太人长期以来被视为欧洲语境中的他者分不开的。当一个族群长期被视作国家主流文化中的他者，难免滋生出富有领土诉求的民族主义情绪。
不过，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以赫茨尔为代表的犹太锡安主义精英们，始终是以“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观看待问题的。带着这样的思维，锡安主义者们并没有考虑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感受与处境。
当几十年后，犹太人终于在两千年后再一次在自己的“精神家园”拥有自己的祖国之时，他们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视作他者。只不过，这次受苦受难的不是犹太人，而是阿拉伯人。锡安主义者们的傲慢最终导致了巴以冲突，直到今天都无法解决。
如果认真追溯中东文明的源头，我们就会惊奇的发现：世界历史的许多脉络都会在这里交汇。更令人惊奇的是，如今不共戴天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却有着一个被世界古代历史称之为“半岛闪族人”的共同祖先，据《圣经-旧约》记载，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以撒，其后裔是希伯来人，即现在的犹太人；另一个小儿子叫伊斯玛仪，却成了阿拉伯人的祖先。在巴勒斯坦这片狭长而贫瘠的土地上，希伯来人与阿拉伯人及其他古老民族曾经和平共处、生息繁衍。
然而，随着历史的不断推移与演进，巴勒斯坦这片可怜的土地成为周边大国随意宰割的“肥肉”，先后被波斯、希腊、罗马、奥斯曼突厥（即土耳其）的铁骑轮番蹂躏、践踏与血洗。犹太（希伯来）人不断遭到征服者的血腥屠杀，特别是经过历史上的“三次大流散”后，犹太民族的幸存者们几乎全部被驱逐或逃离出巴勒斯坦，从而结束了犹太民族主体在巴勒斯坦生存的历史。从此，巴勒斯坦几乎成为阿拉伯人的家园。而犹太人“遍布全世界”的这种民族特征，直到20世纪初也未发生一丝一毫的改变。
有很多历史学家都说，“犹太民族是这世界上最多苦多难的民族”，看来这种说法还是非常有历史依据的。在世界历史上，犹太人与乌克兰人和库尔德人一样，可谓是这世界上“苦逼千年”的民族。犹太人在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上曾经历过3次大流散。
第一次大流散发生在上古时期，以色列王国在公元前722年被亚述帝国灭亡；犹太王国则在公元前586年被新巴比伦王国灭亡，巴比伦国王将数万名犹太人囚禁到巴比伦，这就是世界古代历史上著名的“巴比伦之囚”。自此之后，一直到上世纪1948年之前这漫长的2000多年时期里，犹太人再也没有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建立过国家。
第二次大流散是在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帝国时期，打破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壁垒，民族间也开始互相杂居，不分种族，互相通婚，甚至全面取消宗教限制。于是，坚持自己特有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的犹太人开始了第二次大流散，他们分散到中东、中亚、南欧各地。
第三次大流散发生在古罗马帝国时期，古罗马帝国在公元前63年占领了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为了反抗罗马帝国的残酷统治，曾爆发过3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结果都被强大的罗马军团血腥镇压下去了，经过罗马帝国的血腥镇压，犹太人的死亡总数超过150万人。被赶出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开始散落到世界各地，就像浮萍一样漂流，任凭被被风暴吹浮到天涯海角，成为地地道道、名副其实的一个“没有家园、没有祖国”的最为不幸的民族。
犹太人在长达2000年漫长而苦难的“流亡”历程中，无论他们流落何方，等待他们的仍然是无所不在的歧视、隔离、驱赶与屠杀。但是，2000多年来，犹太人虽屡遭苦难、处境悲惨，但信仰坚定、生活乐观的犹太人总是骄傲滴宣称，自己才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执着地信奉犹太教，他们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不同于其他种族的特有生活方式，在黑暗中的中世纪，在无形的宗教枷锁的束缚下，使得一个有着优秀文明的民族成了“历史的囚徒”，即便如此，他们也不愿意同化到其他民族之中。
自中世纪到近代以来，欧洲的排犹运动更是血腥残忍、毫无人道。就连伟大的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在其作品中都毫不掩饰对犹太人的极端鄙视与仇恨，而把犹太人描写成“自私贪婪、缺乏人性、默守陈规、不知变通”的吝啬鬼和守财奴。自1290年英国政府颁布驱逐犹太人法令开始，欧洲一波又一波的排犹运动，以及一波又一波的大屠杀，不断加诸在犹太人身上，特别是在在19世纪末期，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盛行反犹主义，无论是开明绅士般的法国，还是肮脏落后的沙俄，到处都有反犹事件的不断爆发，反犹运动十分猖獗，大批大批的犹太人遭到野蛮屠杀。而发生在沙皇俄国的排犹运动更是骇人听闻，全俄国兴起了屠杀犹太人的狂潮，一浪高过一浪，生活在俄国的犹太人几乎被杀光，大批犹太人被赶出乡村和居民区，他们所创造的财富也被洗劫一空。
发生在近代欧洲猖獗野蛮的排犹、屠犹运动，也成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催生剂，一位出生在匈牙利的犹太作家西奥多-赫茨尔出版了《犹太国——现代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一种尝试》一书，首次提出了要在英国殖民地——中东的英属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犹太国的设想。大学时学法律、毕业后又当过记者的匈牙利作家西奥多-赫茨尔对这种反犹主义十分愤恨，震惊之余，他就对这种世界性的反犹主义开始认真思索和深入研究——犹太人怎么了？犹太人招谁惹谁了？在科学与民主的曙光照耀下，在人类已经脱离荒蛮、并逐渐迈入现代文明的今天，总要解决犹太人的问题啊，总要让犹太人在这个世界上堂堂正正地活着啊。
西奥多-赫茨尔经过不断地研究和思索，结果他在1896年写出了一本名为《犹太国——现代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一种尝试》一书。他在书中严正滴指出：其实，犹太问题不是一个宗教问题，也不是一个社会问题，而是一个民族问题。而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要建立一个犹太人完全自治的国家。结果，这本书一问世，就受到了欧、美犹太人的热烈追捧，以至于犹太人将西奥多-赫茨尔赞誉为犹太人的“新摩西”，把《犹太国——现代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一种尝试》这部书赞誉为“神的新启示”。1897年8月，在西奥多-赫茨尔领导下，欧美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在瑞士的巴塞尔组织召开了首次世界犹太人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决定成立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西奥多-赫茨尔当选为该组织的主席。这个组织的宗旨和纲领就是：要在犹太人的先祖圣地——英属巴勒斯坦建立一个能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犹太人完全自治的国家。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得到了英、美等国的支持，1917年11月，英国政府发布了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贝福尔宣言》，并愿意在自己作为大英帝国统治下的殖民地——巴勒斯坦地区划分出一块领土建立一个犹太人自治的国家。1922年6月30日，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了一项支持《贝福尔宣言》的决议，支持犹太人在英国殖民地——巴勒斯坦地区建国。于是，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屡遭屠戮、几乎已经走入绝境的犹太人犹如凤凰涅槃般浴火重生。然而，时间过了没多久，在希特勒纳粹德国便发生针对犹太人种族灭绝的大屠杀，使得600多万犹太人命丧黄泉。德国纳粹法西斯这种种族灭绝的惊天暴行，不但震惊了全人类，也大大滴推动和加剧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步伐。几乎整个欧洲的犹太人为了躲避德国纳粹的屠杀，竟潮水般地涌入英国统治下的殖民地——巴勒斯坦地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47年4月2日，英国正式将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联合国大会按照与会国大多数国家的意见，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决议规定：在英属殖民地——在巴勒斯坦地区同时建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个国家，而圣城耶路撒冷则实行国际化，由联合国托管。但是，联合国这一决议却遭到了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对，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马上在埃及开罗召开了阿拉伯国家联盟会议，这次会议也做出了一项决议——坚决阻止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立国家的决议。这份决议火药味十足地威胁声称：一旦犹太人敢于建国，阿拉伯国家将不惜任何代价滴诉诸武力，并“让犹太人在这世界上彻底消失！”
……就在热闹非凡、盛况空前的以色列开国大典正在进行之时，一场针对以色列的“伊斯兰圣战”也在悄悄逼近。以色列宣布建国的第二天，便有埃及、约旦、叙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的四、五万武装到牙齿的阿拉伯联军、以及由来自穆斯林世界各地志愿者组成的“阿拉伯解放军”高呼着“彻底消灭以色列”的口号，兵分三路，从东、北、南三个方向浩浩荡荡地杀进以色列，第一次中东战争（即巴勒斯坦战争）全面爆发了。
存在与认同:犹太复国主义是如何产生的?1
“永远的外邦人与流浪汉”
公元66年，住在今日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因对罗马帝国统治下宗教、税收政策的不满，发起了反抗罗马统治的起义。随之而来的，是罗马对参与民变犹太人的残酷镇压。在镇压中，罗马帝国不仅处决了数以千计的犹太人，更是摧毁了犹太教的第二圣殿。
第二圣殿
当时，这座圣殿被视为犹太教的象征，是犹太人群体与上帝连结的纽带，是犹太人集体认同的核心。在这个“纽带”被摧毁之后，犹太人大举从他们的“精神家园”出走，离散至欧洲各地，成为“一群失去了集体认同的孤儿”。在他们眼中，自公元1世纪开始的流亡生活是他们受到上帝惩罚的象征。
在中古欧洲，因宗教因素而与主流社会分离的犹太民族，政治地位长期受到限制。为王公贵族从事商业活动成为犹太群体的一个共性之一。当时，欧洲的王公贵族们正是看重了犹太人身上的“原罪性”，才放心地让他们成为自身统治的白手套。一旦国库空虚，便可以名正言顺地从犹太商人身上挤出牛奶来。
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可以说很好地刻画了在这一时期里主流欧洲对犹太人的印象。在剧中，犹太富商夏洛克被视为外邦人、异教徒、房贷者，剧中的基督徒们对夏洛克怀着深深的憎恨。中古欧洲的犹太人即使有着较高的经济地位，却为主流社会所不耻，政治上也被视为没有公民权的客民。
2
成为“欧洲人”
随着启蒙运动在欧洲的扩散传播，近世欧洲史上的两件重要事件大大影响了犹太人。
一是俄普奥三次瓜分波兰。波兰曾有着世界上最大的犹太社区，而犹太人在波兰贵族共和体制下享有一定程度上的宗教宽容和社群自治。到了1795年，波兰亡国，大批犹太人不得不成为了日渐反犹的沙皇俄国的臣民。
二是法国大革命。以自由、平等等近代启蒙理念为口号的大革命让许多西欧犹太人看到，似乎只要认同这些理念，他们就可以成为和基督徒一样的，享有平等公民权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公民。
不过，主权在民意识的扩大，也在犹太人中埋下了民族主义的种子，只是这种情绪尚未成为犹太族群的集体意识。随着启蒙思想逐渐向中欧传播，自由主义浪潮不断冲击着中欧君主国的专制统治，普鲁士、奥地利等国相继对犹太人公民权予以承认，这给了犹太人成为平等公民的希望。
就连在统治最为反动的沙皇俄国，自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即位后，在进行政治改革的同时，对犹太民族的管制环境也变得日趋宽松。许多欧洲犹太人，尤其是那些在各国成为资本家、教授、律师、医生的犹太市民阶层，一度乐观地认为，似乎只要淡化自己的犹太认同，积极融入民族国家，就可以提高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成为“公民”。
这种情绪在各国犹太人中是广泛存在的。比如对德意志祖国有着深入骨髓认同的海涅，比起提起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更多地关切着“德意志的自由与解放”。就如同茨威格笔下的描写一样，中上层的犹太人在一种潜意识的驱动下，想要“让自己挣脱或开始挣脱犹太人聚居区强加给他们的各种缺陷、逼仄和小家子气”，然后“成为普遍人类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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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与耶路撒冷
1862年，德国犹太人、早期社会主义者摩西·赫斯(Moses Hess)在其《罗马与耶路撒冷》中对这种乐观主义情绪泼了冷水。他认为，犹太人注定无法融入欧洲民族国家，因为反犹主义已经不仅仅是针对犹太人的“犹太性”——犹太宗教或者犹太文化的厌恶。在任何一个民族国家中，种族主义已经成为了反犹主义的基础，只要一个人有一滴犹太血液，欧洲社会便不愿意接纳他成为“公民”。
摩西·赫斯
于是，赫斯呼吁犹太人建立自己的国家，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犹太先民曾经居住、耕作过的巴勒斯坦更适合未来的犹太人国家。他认为，在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将会“通过土地赎罪（Redemption of the soil）”，建立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
因为犹太人对自身同化融入欧洲怀有强烈的希望，所以他们对该著作反应冷淡。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被无政府主义者暗杀，而他的继任者，亚历山大三世作为反犹主义者，任内默许了针对犹太人的“骚乱（pogrom）”常态化，俄国犹太人的“好日子”从此一去不再复返。
同年，俄罗斯犹太人彼列斯·斯莫棱斯金（Peretz Smolenskin）指出，因为犹太人之间没有“和平与团结”，也没有民族荣誉感。在未来，如果犹太人想要主宰自己族群的命运，就必须回到以色列。他给出了如下六点理由：
1. 那些对祖先有着强烈记忆的犹太人会很乐意前往以色列（巴勒斯坦）定居。
2. 以色列（巴勒斯坦）离犹太定居者现在在欧洲的住处并不远。
3. 所有移民可以在这片土地上按其传统生活。
4. 那些已经在以色列土地上的人（阿拉伯人）可以被注入一种“新精神”，他们便可以从懒惰散漫中获得解救。
5. 并不是每个犹太人都会从事农业，巴勒斯坦三洲通衢的便利交通可以让他们继续从事跨国贸易。
6. 犹太移民者可以利用当地的沙质建设玻璃厂。
上面的六点中，一方面很清楚地体现出了锡安主义（即“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对回到“祖先的土地”的心心念念；另一方面，字里行句之间却透露出一种来自文明社会的欧洲人的自我优越感，在他们眼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住民文化落后所以导致经济发展不彰，而犹太人“带着上帝的使命和眷顾”，是可以建设繁荣的巴勒斯坦的。
在接下来的五十年中，许多犹太人选择离开反犹主义日趋高起的俄罗斯，其中将近200万犹太人前往美洲，24万人前往欧洲。而前往巴勒斯坦的4万5千名犹太人成为了第一批身体力行的锡安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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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安主义思潮的扩大
在犹太人社会政治地位较高的法国，1894年的德雷福斯事件（Affaire Dreyfus）彻底刺激了欧洲的犹太人。让犹太人逐渐认识到，即使自身一门心思同化融入于欧洲的主流文化，自己还是被视作欧洲民族的他者。
在普法战争战败之后的法国，法国犹太人往往被与和德国侵略者勾结的叛徒画上等号，整个法国社会陷入了反犹狂潮之中。这个时候，蓬勃发展的报纸成为了反犹主义散播的重要媒介。法国发生的反犹浪潮引起了全欧犹太人的关注，因为法国作为对犹太人最宽容的国家之一，是欧洲犹太人生活环境的晴雨表。
德雷福斯上尉是一名有着犹太血统的法国军官，在总参谋部任职的他被毫无理由地指控为德国间谍（讽刺的是德雷福斯出生在被迫割让给德国的阿尔萨斯）。在证据不足的前提下，德雷福斯依然被判处无期徒刑。这一现实大大刺激了犹太人，催化了犹太人锡安主义情绪的发展。
德雷福斯上尉
作为奥地利维也纳《新自由报》的作者，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列席了对德雷福斯的审判。当他目睹了人们对德雷福斯的公开羞辱之时，他觉得整个人都被刺痛了。他意识到犹太民族即使再努力地力图融入欧洲，欧洲人也不会视他们为欧洲人。他的民族永远会遭受到苦难、仇恨与屈辱。既然隔离不可避免，那还不如同欧洲隔离开来，如果犹太人没有家乡，那就干脆建设一个犹太人的家乡！
受此刺激之下，赫茨尔两年之后出版了一本叫《犹太国》的小册子，在小册子中他提出了更为具体的犹太建国方案。
在《犹太国》中，他指出，鉴于所有国家都被反犹主义控制，犹太人需要建立自己的国家，这种想法“既不是不可能，也不可笑（neither ridiculous nor impossible）”。具体的步骤需要由犹太协会（the Society of Jews）和犹太公司（Jewish Company）执行。
“最穷的人将最早前往并耕作土地。他们也要建设道路、桥梁、铁路和电报站，治水，并建设自己的社区。他们的劳力将创造贸易、贸易创造市场、而市场将会吸引更多的定居者。届时，所有人都会自愿地前往。”
赫茨尔与《犹太国》
与之前两个著名的锡安主义者不同的是，他的计划还提出了说服奥斯曼苏丹的办法——犹太人，利用自己高超的商业技巧，可以帮土耳其管理经济。而之后，犹太人将在亚洲树立“一座保护欧洲的墙（a wall of defense for Europe in Asia）”，“文明面对野蛮人的前哨站（an outpost of civilization against barbarism）”。而圣城耶路撒冷，因为对基督教的重要性，将会成为国际共管区域（international extraterritoriality）。
在赫茨尔的方案里，他一样没有提到伊斯兰教或者当地的阿拉伯居民。在他眼里，犹太人是先进的“欧洲人”，而东方的阿拉伯居民们都是落后的野蛮人。所以他们的平等公民权在他的著作中也是缺席的，被忽视的。
在很多年后，茨威格回忆起当时维也纳犹太群体的反应，“当时维也纳的市民－犹太人阶层普遍有着怎样的吃惊和愤怒。他们满不高兴地说：这位平时那么聪明，风趣，有教养的作家哪根筋不对劲了？他在干什么，写什么蠢事？为什么我们要去巴勒斯坦？我们的语言是德语，不是希伯来语，我们的家园是美丽的奥地利。在仁慈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治下，我们过得不是好极了吗？我们不是获得体面的提升，有可靠的职位吗？难道我们不是有平等权利的国家公民，不是这座我们深深热爱的维也纳城土生土长、忠贞不贰的市民吗？难道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进步的时代，所有的宗教偏见在几十年以内就会踪迹全灭吗？为什么这个自己也是犹太人，想要帮助犹太人的人，就在我们每一天都与德意志世界更接近、更内在地联结在一起的时候，却要替我们最恶意的敌人提供论据，要把我们分化出去？”不无讽刺的是，在四十年后，奥地利的犹太人就会因为“德意志世界”而大祸临头。
在奥地利犹太市民阶层对赫茨尔的《犹太国》冷嘲热讽之时，他的小册子却在那些生活在俄国、波兰和加里西亚的贫苦犹太无产者中获得了强烈的反响。千年的弥赛亚梦想，在这数百万受到资本家和封建贵族阶级压迫剥削的犹太无产者中点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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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隐患
一年后，在第一届锡安主义大会（First Zionist Congress）上，赫茨尔作为主席，制定出了一个锡安主义式的方案。欧洲犹太人中的一部分精英们，开始认认真真地考虑犹太民族返回“精神家园”的计划了。
可以说，在欧洲各国构建民族国家、发展国族身份之时，一开始使犹太人燃起了成为“欧洲公民”的希望。但是，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一少部分犹太精英们意识到：融入并不能彻底解决犹太人在欧洲的处境。当欧洲人始终视犹太人为“异邦人”之时，犹太人的现代国族身份就慢慢确立起来。
犹太国族身份的确立，一方面建立在对千年弥赛亚理想的重构与解释之上，另一方面也是对欧洲近世以来国族身份发展的一种借鉴。更多的，还是和犹太人长期以来被视为欧洲语境中的他者分不开的。当一个族群长期被视作国家主流文化中的他者，难免滋生出富有领土诉求的民族主义情绪。
不过，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以赫茨尔为代表的犹太锡安主义精英们，始终是以“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观看待问题的。带着这样的思维，锡安主义者们并没有考虑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感受与处境。
当几十年后，犹太人终于在两千年后再一次在自己的“精神家园”拥有自己的祖国之时，他们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视作他者。只不过，这次受苦受难的不是犹太人，而是阿拉伯人。锡安主义者们的傲慢最终导致了巴以冲突，直到今天都无法解决。
